主题: 邓元锡——理学君子（潜 心 治 学 虚 怀 若 谷）
内容: 邓元锡——理学君子（潜 心 治 学 虚 怀 若 谷） 明代中晚期，江西新城（黎川）人才辈出，群英荟萃，从明嘉靖至崇祯的100余年时间里，先后出现了十多位闻名遐迩，载入中国史册的人物。诸如：博学多才高风亮节的南太常寺卿王材，潜心治学屡谢功名的徵君邓元锡，三朝直臣工部右侍郎张槚，为民除害太仆少卿冯渠，不畏权势监察御史邓澄，刚正不阿痛斥魏奸的佥都御史邓渼，独守南京视死如归的文天祥式忠烈英雄黄端伯，绝食拒降晚节如虹的吏部尚书涂国鼎，慎独克己不侍权贵工部员外郎何垕，孤城拒敌精忠报国的文学家涂伯昌。他们中有当朝名臣，有抗清名将，有儒林名卿，有理学名家，有文苑名士。其中，最负盛名者当数理学家邓元锡。 “治学之人必当暗然退隐，应有遁世不拔之志才行。他与浮世功名，赫然显耀者正相背道而驰。因此，我得潜心为之。”这是邓元锡说过的一段话。邓元锡（1529~1593），字汝极，号潜谷。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高中乡举，不赴会举。屡谢功名，潜心治学三十年，终生从事理学、史学研究，著书立说，成为时负盛名的理学家、史学家和文学家。在明代史学上，人们把他和吴与弼、刘元卿、章潢并誉为“江右四君子”。 嘉靖八年（1529年）二月二十八日，邓元锡诞生于黎川县城的一座“南山楼”里。相传，元锡出生前的晚上，其父梦见一只白鹤自天而降，便将白鹤送与二夫人刘孺人。当晚，刘氏便生下元锡。史料记载“元锡童而庄然，志气高广”。其实，小时侯的邓元锡并非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。他自幼体弱多病，调皮好动，不受约束，性情暴躁。他在给好友万思默的信中也自称是“气质褊戾，浮妄成性，居恒动愤。思自克而莫能。”他的行为常常让老师束手无策，难以管教。 然而，邓元锡又似乎是一个天生的学者。他天资聪颖，勤奋好学，志向远大，继承了先辈的诸多优良基因。他的高祖邓义（1377—1464），由本县湖坊枧源迁居县城后山湾，是明永乐九年辛卯（1411年）进士，做过陕西道监察御史和湖广、广西提刑按察使佥事，为人刚直不阿，风节侃侃，他的诗集《桥门听雨集》曾被司马王廷相誉为开创明朝赋诗之先河。曾祖邓时康，是个岁贡生，学问素为县令陈员韬所推崇，并引荐升入太学。祖父邓廷璋，韬光养晦，有隐士之风。父亲邓植，字宜春，平素喜欢结交名贤达士，为人慷慨好义，侍亲至孝至敬。朋友称：“凭他的才干，没有做不了事，可惜没有得到施展。”曾建“南山楼”，被人誉为“南山孝子”。元锡嫡母张孺人，是三朝大臣张槚的姑母。生母刘氏。 正当先生对元锡无奈之际，13岁时，父亲为他重新聘请了一位高级教师，名叫黄天祥，是名贡生，做过邵武府学训导，教学很有经验；又曾与吉安的邹守益、刘邦采等人切磋学问，对理学颇有研究。就是这位先生，对邓元锡的一生产生了极大影响。黄先生很快发现元锡品质非凡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可塑之材。因此，对他特别关照，因人施教，从不以条条框框限制他的兴趣。元锡性褊多戾，先生呵护有加，适时调教，以王阳明（即王守仁）的《立志说》为例，引导他立志向学。元锡偏爱看经史类书籍，人们认为这不利于科举考试，黄先生说：“教学如养龙，应随其所好，岂能一定要膏粱美味呢？”对元锡的爱好不仅不加约束，反而怂恿放任。元锡得以纵己所好，学习兴趣大增。他读《六经》专《史记》，博览群书，广泛涉猎，大有囊括万古之心，为日后著书立说奠定了坚实基础。黄先生见此不禁感叹：“圣学没有我的这个弟子所学不会的。” 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年），邓元锡学业初成，补邑校弟子员，成为一名县学弟子。这一年，黄先生辞去了教书之职。而元锡的学问已渐为人知，远近有名。元锡便带着比他小四岁的表弟张槚来到日峰山上，一边继续自己的学业，一边授徒讲学。开始时，他读书是有功名目的的。他在日峰山讲学时，曾与张槚为参加科举考试，就选修科目有过一次反复。元锡认为江右科场选《易经》者较难考中，想把学习重点放在《礼经》上。因此，两人跑到南城好友黄敬所处游学。但由于考事临近，《礼经》又一时难精，而元锡对《易经》更有功底。为难之际，两人干脆用筮卜的方式来决定，结果得复卦彖辞。于是，又同时改而专攻《易》。说来也有神助，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江西秋闱乡试，元锡果然凭借《易经》的优异成绩胜出，高中第三名。于是，邓元锡名声大噪，拜他为师的人蜂拥而至络绎不绝。他的讲学场场爆满，连一些长者、友人、府县官员也都常来旁听，不耻下问。而元锡的教学方式也非常独特。每天清晨，让弟子静坐放松，默思自省，到饭时，他依次问其感受，随后叫他们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。他还要求学生每日抄写古诗文十五首，再阅读经书，然后作文一篇。在他的严格要求和特别教导下，他的弟子个个出类拔萃。如前文提到的名臣张槚、冯渠，还有后来被敕封为光禄大夫的黄洙、孝廉涂云雁、侍御史左景贤，以及涂朝敬、涂懋政、邓志学、邓京、程勋、许琬、黄浑等，他们或高官，或儒林，均名留史册。 正当邓元锡高举乡试之际，人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他来年天下夺魁。谁知他却作出一个出人意外的决定：不参加朝廷会试。元锡此举，并非有意哗众取宠，而是惦记着他的少年梦想。他自幼对古文经史情有独钟，对理学新潮兴趣盎然。早在童年时期，邹守益、刘邦采等一批王门学子在吉安创建了全国著名的“惜阴会”“青原山会”等学术会，其宗旨是为弘扬王阳明学说。对此众人惊诧不已，不知所然。而元锡在黄天祥的引导和勉励下，很快就弄懂了“良知学”，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于是，他积极投身其中，矢志肩负弘扬之责。后来，他在给好友许浮远的书信中也说：“伏念元锡髫龀时，于师友间，获闻稽山持志，如心痛之旨。奉以从事，日夕兢栗，不敢间惰，以庶几不欺其志。”由此可知，元锡放弃功名，并非偶然之举。于是，便有了以后发生的故事。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年）冬，元锡在嫡母的劝解下，前往京城，准备参加次年的春闱会试。行到中途，他依然放不下自己的志向和两位年迈的母亲，毅然放弃赴考，停车返回，前往吉安游学。拜邹守益、刘邦采、刘阳诸先达为师，得到了邹先生的非常青睐，并与二刘情投意合，深交默契。经过诸先生的交加锻炼，元锡受益非浅，学有所得，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。 游学归来的邓元锡，更无博取功名之意，独有遁世问学之志。但不久，大母张孺人一再强迫他去参加殿试。无奈之下，元锡只得妥协答应，于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再次赴京会考。由于多年放弃科举课业，元锡会试落榜。不久，两母相继去世。元锡从此绝意功名，杜门潜学。这一“潜”，便是悠悠三十余载。他博极群书，勤耕不辍，专心著述。创立了自己的独家学说，并写下许多在此期间，元锡还于隆庆二年（1568年）40岁时，乘表弟张槚在京为官之机，由礼部选入到国子监读书进修，等到朝廷选拔期满才返乡回家。以后，他多次借口生病，不就官职，数辞举荐。元锡会试下第后，才得以真正静下心来做学问，这是他期盼已久的心愿。于是，他杜门潜修，博极群书；勤耕不辍，著书立说。所著皆成为传世之作，为世人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。 邓元锡的学术思想源于王阳明的心学，但又不效其说。清代名儒黄宗羲在他的《明儒学案》中指出“邓潜谷杂著，近世‘心宗’盛行说者，无虑归于禅乘”，指明了邓元锡的思想渊源。并将他的学说列入《江右王门学案》之九（卷二十四）作了专门介绍，摘录了部分语录和文章。元锡之说 “以本天为宗，以入微为窍，以防危为功，以由微而达诸天为极。而一务于精知质行以中用。”他主张，道本于天，而人的任务是，用“入微”“防危”的方法，严格遵照古代圣贤的垂训去做，明悉天理，诚信为之，以期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，并以此来指导生活实践。在邓元锡的那个时代，理学空前繁荣，各种思潮异常活跃，其中以王阳明为首的“心学”最为盛行。而在王门内部也是流派四起，异说纷呈。作为衣钵传人的邹守益、刘邦采等人，竭力宣传阳明的正宗学说。当时，“心宗”里有一种提法：“学唯无觉，一觉即无余蕴。九思、九容、四教、六艺，皆桎梏也。”认为“心”才是世界的本原。游学于王门正派的邓元锡非常反对这种说法，驳斥道：“九容不修，是无身也；九思不慎，是无心也。”他极力推崇古代圣贤的经论，反对将“心”与“道”、“知”与“行”混为一谈。这与当时“心即理”“知行合一”的“心学”学说无异水火。因此，应该说，邓元锡的学术思想源于“心学”，但宗旨归于《六经》。他对古典《六经》崇拜至极，由衷赞道：“大哉！先师之《六经》乎，洋洋乎天人之奥，伦物之情备是矣。删述垂训，功至罔极。近世学者，牵滞闻见，迷离于原本。其师心自用，竟口实于《六经》注脚之语，蔑问学而不事。吾深病之。”他对当时一些学者离经叛道，仅局限于经书注释而不求甚解的做法极其反感，体现了他严谨治学态度和知识的渊博。 邓元锡一生著述极其丰硕，根据对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他作品统计，仅收录该书的便多达5部200卷。其中，《五经绎》15卷，《三礼编绎》26卷，《函史》上编81卷、下编21卷，《皇明书》45卷，《潜学稿》12卷。其他尚有见载于他处者。他的著作“皆足阐衍圣贤，荟萃古今”之作。其内容概括起来，有对古代《六经》及诸子著作的注解论述，有对各年代历史的编撰评说，有对明朝历史的记载及其文化学说的叙述，还有他自己一生创作的诗文论著、书札语录。《四库》对其著贬多褒寡，颇有微词。而会稽陶望龄则给予了高度评价，他在《潜学稿》序中说：“潜谷先生，据道也实矣，然后绎之乎经；离经也通矣，然后函之乎史；肄史也洽矣，然后摛之为文。其文意行理谴而命于法，凝立万行而余于态，庄严雅奏而极于情。若茧丝有绪，布帛有幅，纩有温，珠玉有泽。盖明兴以来，为《六经》之文者，自先生始。”是论尽管有些夸大其辞，但充分肯定了著作的成功。 元锡编撰的《五经绎》包括《六经》中的《书绎》《诗绎》《三礼绎》《春秋通》《易绎》，收录于《四库》的“经部”。他说：“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，天之五运乎。《易》秉奥符，则其元命也。天道恢恢，岂不大哉？神明默成之至矣。”在撰著中，他对原书的字句加以注解，对文意作出诠释，并着重于自己的感悟见解，在经文之后各附大量批语及文章。他在解读《尚书》时，“莫重于人心、道心，危微精一之旨”，从中看到了关于人心、道心的哲学。因此，他把《书》看着是学习的最高榜样，自己常按书中垂训做，获益非浅。在评论《诗经》时，他认为“‘风’主情，足以兴；‘雅’主性，足以正；‘颂’通神明，则极而至于命。”《三礼绎》是指古代《曲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，在编绎时，他调整了原书的部分秩序，总结指出：“《曲礼》制，人道有理，亡而人道或几乎息。《仪礼》者，先王所以训齐天下，经仁义之大端也；亡而国有失俗。《周礼》制，而天道以明，亡而朝无守官。”对于《春秋》，因字句不能随意作注，便统而言之，纂《春秋通》。《易》，本是邓元锡最擅长的，晚年更加嗜好，他对其中各卦爻均作了注解，并根据《易》文，创作了《先天图原》、《后天图原》、《周易卦序》、《十翼通》、《偶图说》诸篇。《易绎》本来在他死前尚未完稿成书，他说：“《易》理精奥，稍着意见，落言犹难，以俟后圣不或。”后来，其弟子代为刊行。《函史》、《皇明书》为史书，均被列入在《四库》的“史部”，。《函史》分上下两编，上编所载从洪荒时代至元朝，取材于历代诸史，秉承《六经》宗旨而作。其目的在于“考观天人贞一统，察古今离合之变，王道隆污、道术善变之故。”其内容有“表、纪、谟、训、述、传、志”等。下编按“天、地、人”三大部分编撰，记时由上古至明朝，内容列分为“天官、方域、人官”等二十一类，结构严密，秩序井然。《皇明书》所记，起于明太祖朱元璋，迄于嘉靖。记载了明朝各时期的人物、事件，还重点记录了其文化发展史，并在体例上有所创新，第一次将《心学》单列于《理学》，是为创举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理学观点。《潜学稿》录于《四库》“集部”，为其弟子左景贤刊梓，汇集了邓元锡毕生创作的诗文论说、书札语录等。其语录极力屏除心学的影响，归依经典，甚为笃实，在当时尤为难能可贵。其他未见载《四库全书》者，还有《四书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子约》、《集约》、《诗约》等书，皆为经史类集著。 邓元锡是一名理学家、历史学家，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著作家。他除编撰了宏篇巨著的经史著作外，在论文撰写、诗歌创作等方面也颇有建树，文采非凡。他平生不轻易以文章作应酬，偶尔为之，多为同志之间阐经论理，进行学术交流。他的作品宏博古奥，精深缜密。文章条理清晰，逻辑严密；引经据典，说理通透。文风师法周汉，雄浑极变，庄重典雅，情理并茂。《函史》上下编的两篇自序，比较能体现他的文章风格。《江右古文选》对两序评价说：“综括靡遗，贯通推阐。如列眉画沙，有条不混。挈领提纲，达达凿凿。”在诗歌创作方面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，记录了历史事件。如《途中杂诗》：“河水走平土，郡邑何逼侧。君莫问河防，河防无上策。”对当局“河防无上策”，造成河水泛滥的河防现实进行了揭露。又如《初夏登眺天峰》：“江城开宿雨，孤峤其跻攀。龙气留苍壁，莺声响碧湾。。危峰斜带廓，幽径曲盘山。不少东林兴，迢遥未忍还。”这里的“东林”即指当时的“东林党”。还有不少诗作则反映了他遁隐之情，人生感悟。如《拟古》。“人皆愿延年，延年欲奚为？一夕复一朝，忽与百岁期。谁能系西山，长挂扶桑枝？群流赴巨壑，宁复有还时？刘安将鸡犬，八公徒愕眙。秦皇与汉武，但为方士嗤。”其诗多为古代近体，沉郁苍丽，渐风雅，自成一家。 邓元锡的学业无疑是成功的，而他的品德操行同样令人钦佩。他为人亲孝仁厚，有情有义。15岁时，父亲去世，悲痛欲绝，伤心过度，以至于“水浆不入口”。身为长子的他从此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。他殷勤侍奉嫡庶二母，家门凛肃；抚养弟妹，恩爱有加。16岁时，张槚成孤儿，投奔于他，寄养了14年。后来，同窗好友朱仅及恩师先后夭亡，均无子嗣，两家人又都托养于他。17岁时，他仿古人推行“社仓法”，宗旨在于救贫济困。先是在本族内建仓，开展得有声有色，后来，加入的人越来越多，便合乡为社，做得红红火火。一直坚持了四十年，救助贫困不计其数。居母孝，他庐墓三年，为人称道：“吾邑孔子也。”他行事端庄大方，有礼有节。在高中乡举、学术有成之后，名声远扬，权贵名流慕名相邀，络绎不绝，但他从不折节轻易拜访。还有人送礼相请，也都一口拒绝。他与朋友相交于心，从不愿捞取丝毫利益，真正做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。而对那些接踵而至前来问学者，他却不厌其烦，诲之不倦。到晚年，不喜为人师，只有几个象邓澄一样感情深厚的人亦师亦友相称从学。 邓元锡被史书称为“江右四君子”之一，不仅在于他的学术成就，更因为他淡泊名利的君子风范。他不但决然放弃了两次进取功名的机会，还三番五次的拒绝条件优厚的举荐。最先发现并推举邓元锡的是，时任建昌知府的许浮远（字敬庵）。许也是一名大学者，与元锡志同道合，非常看重元锡的才华，做了三年府郡才得到元锡的心交是元锡的同志好友。当他准备举荐元锡时，元锡却致信说：“一旦瞻仰公门，失其故武，非敛退者之所宜。每一念言，不能奋飞。顾辱公祖兼照之慈。”诚恳辞谢了朋友的好意。万历十三年（1585年），本省巡按韩国祯上荐元锡，元锡又推辞。南城知县范涞，很器重元锡，后迁任南昌知府。万历十六年（1588年），南昌知府范涞入觐时，将邓元锡与安福举人刘元卿、南昌布衣章潢一并向皇上举荐，元锡再次婉言谢绝。同年，南京祭酒赵用贤也请求朝廷效仿吴与弼、陈献章故事，征聘邓元锡，得旨获准，元锡以病推脱。此年，御史王道显再将元锡、元卿同荐，并请旨仿照祖宗征辟旧例，免于部试。元锡病未愈，拒不受。最后一次，是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，巡按御史秦大夔复荐元锡、元卿二人，这次皇上下令，以翰林院待诏征用元锡，并责地方官员敦促上路。无奈之下，元锡离家赴京。七月二十七日，元锡走到南城，辞别母墓，不幸病发而亡。逝前的遗书竟是如泣如诉的《乞放归田疏》。 美德千秋颂，华章万古传。邓元锡去世后，人们敬重他的为人，私谥“文统先生”。为纪念他的丰功伟德，他的弟子在县城为他建立祠庙，每月初一、十五在祠中行礼讲学。其后又被列入府、县乡贤祠供奉，并作为江西名人请进豫章理学名贤祠。他的事迹被列专于《明史》、《江西通志》、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、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及府县志。他的著作除收录于《四库全书》外，还被珍藏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，其中，《函史》、《三礼编绎》至今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。 邓元锡是黎川历史的。他的理学思想，有待于人们研究发掘，他的高尚品德，值得今人弘扬光大。
